教授争当官的历史和现实（图）
近日,一条颇受关注。深圳一处长职位竞聘,引来四十位教授角逐。读者不由发斯文扫地之叹,尤其此事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四十个教授争一处长无非是当今社会价值观的真实映照而已,反过来如果四十位处长辞职不干,去争一个教授,在当下才算是。
四十个教授争一处长,说明什么呢?通俗点儿说,处长值钱,教授不值钱。雅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官员在社会上对资源的占有、支配方面,和教授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而且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真正的官**系统的公务员,而且可以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在学校,行*管理人员在项目、经费以及学校公共事务的话语权方面,远非一个普通教授能比的。在医院、艺术团体同样如此,好像当下中国还没有哪个领域是真正的专业人士说了算。
教授不值钱,还有一个因素是当下高学历泛滥,学术职称泡沫化现象突出。教授本是清贵之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教授、副教授之类的专业人士经济收入并不高,当时流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之说,但那时有高级职称的极少,教授们尽管生活不太富裕只是和少数高收入比较而言,比普罗大众还是优渥。但因为多是凭真才实学获取职称,而且稀少一个重点大学的重点系一两个教授支撑门面太正常了,普通高校全部教授加起来都不到四十个,所以教授拥有相对高的社会声望。现如今专家教授多如过江之鲫,已没有昔日的社会清誉,且在社会资源支配上不如学官而今天有一定实权的学官谁没有教授的职称?那么,处长对普通教授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这是权力通吃的必然现象,在四十教授争一处长的同时,一些官员轻轻松松在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官员或退休官员纷纷被聘为高校的教授,高校看中的无非是其官员或前官员身份的含金量,和四十教授争一处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现在一些人很怀念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那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行*权力对高校的影响有限,教授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都很高,高校的管理人员无非是为教学研究人员服务的,处于绝对从属地位。怀旧者忘了这个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近代大学制度是西方舶来品,是清末戊戌变法的遗泽,由于清末和民初*治动荡,权力更迭频繁,没有哪位当*者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高校,于是高校作为西方移植过来的特区,几十年内免于衙门化的命运。而在学校之外,还不是权力通吃一切?
其实在近代大学诞生之前,中国的教育机构也只有官,没有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真正原因是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受到尊重,是因为他是一种潜力股,很可能考中举人、进士出来做官,像孔乙己那种不可能再出头的读书人,连短衣帮都敢嘲笑他。明清两代的最高教学机构国子监就是个官僚机构: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民间的书院,也多聘请有功名的退休官员担任山长,才能镇得住。中国的学官传统,和几十年教育领域内行*化趋势,交杂在一起发酵,自然产生了四十教授争一处长的风景。至于蔡元培先生长北大时,教授优于学官的异域风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作者十年砍柴,系历史文化学者,现供职于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