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屋中呼喊
李大卫先生住在布鲁克林那些年，出门总会买一份当地的《纽约时报》，在地铁上消磨时间。记得有一篇文章，忧心忡忡地感慨美国人对外国文学的冷漠态度。文章里说若干年之内，只有两本外国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市场上取得过成功:一本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是红》，另外一本则是旅居法国的中国作家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帕慕克不用说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他的专访。当时他为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主持公道，为此惹上官非，引起国际关注。后来帕慕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中文版也在我们国内有了不错的销路。至于戴思杰，当时还是个陌生的名字，或许这跟他用法语写作有关。很快我了解到他的作品在各国好评如潮，而且获得过一些重要的奖；“巴尔扎克”一书还被拍成很受欢迎的电影。年轻时我和诗歌界有过接触。当时不少诗人最爱谈论的，就是“国际影响”。为了一个诗歌节，或是其他什么出访活动的参加名额，圈子里能传出好些流言蜚语，甚至人身诋毁，其八卦程度，跟演艺人士能有一拼。假如所谓国际影响的标准就是放洋俩仨礼拜，那么中国的国际名人还不多可敌国？起马尔萨斯于地下，肯定能把老先生吓活过来。高行健得诺贝尔奖那会儿，文人们那份如丧考妣，呼天抢地，也就顺理成章。高的大作我看不进去，可至少不比大江健三郎的昏话更难读吧？瑞典人发奖金，又不在我们这儿征人头税，吞了摇头丸似的瞎激动什么呀？本人年事日增，不玩那套雅人深致，床头只有几本奎奇顿的恐龙传奇，和唐娜·雷昂以威尼斯做背景的探案故事。我读小说一要作奸犯科，二要装神弄*，中国土产限于《西游记》、《陆小凤》、《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些。有人欣赏虚构人物在家长里短的酱缸里的曼妙泳姿，要不就是性——性也是人际关系——这些我在现实当中已经受够，不想跑到本来属于想象的领域，再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这些题外话，是想表明本人将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不是文学从业人员发言。我认为，一个作家是否成功，不论是在母语还是外语世界，首先要看他的作品在社会文化生活当中是否“可见”。比如，前文所说的“巴尔扎克”可以在各国大书店里见到，显然符合这个标准。而且该书得过的奖项货真价实，不是拿一些中学生评委的说法蒙事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是否为其他同行效仿。在亚洲人里，我只知道村上春树做到了这一点。你可以像我一样不拿他当回事，但他百玩不厌的那种迷离情调，确实影响了西方不少年轻同行的写作，而且其中有些已经算是名家。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我们哪些同胞享有这样的美学影响。戴思杰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前，侨居美国的哈金已经俨然名家。作为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在国内得到的褒贬已经不少。这些议论有案可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除了一点，那就是哈金至少不是国内一些人所说的那种“半吊子”作家。这种误会或许源自他们所读的中文译本。有一个我认为十分严肃的问题很少被人提起，即那些使用外语的人，通常会有一种修辞上的“特化”倾向。为了更加“地道地”使用外语，他们可能伤害了语言更加重要的品质。当然，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它也仅仅对于高手有效。我请教过两个懂俄文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洛丽塔》（以我个人的趣味，其原文的美妙程度企近了人类语言能力的极限）的俄文译本极不理想；而且这个译本，还是出自纳博科夫本人之手。作为俄国文学的门外汉，对于这种说法只能姑妄听之。也有作家通过外语写作追求陌生化效果，比如贝克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请教专家。流寓海外的中国作家当中，我更感兴趣的是裘小龙，这是一种更加真诚的兴趣。个中缘由倒不是他的书卖掉过多少本，得过多少奖，上过哪些排行榜。首先，作为英语诗歌研究的专业人员，他在出国前曾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译作，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至少1980年代那伙诗人当中，几乎人手一册。再一个原因就是，他写的是侦探小说。我一直相信，中国类型化小说，尤其是侦探和科幻小说发育的欠缺，表明我们的当代文化在智力上，仍处于令人沮丧的混沌状态。上述名家之外，我还听说有个中国诗人出版过丹麦语小说。我佩服任何一个能够学会丹麦语的中国人，更不用说拿它写书。除了小说，有一本叫做《山色》的自传在美国很受欢迎。作者陈达（音译）用质朴的笔调讲述“文革”期间，他在湖北*石农村的成长经历。至于汉语作家，平时注意更少。我在科隆一家书店见过一本文摘类小说选，里面收录有徐星的小说译本。我不会德文，不清楚那是他的哪部作品。书上标明是小说，因而作者肯定是小说家徐星，而不是那位同名的古生物学家。此外纽约的庞—诺书店曾经把卫慧的《上海宝贝》推荐为当年的暑期读物。这些都是值得祝贺的成绩。也是在庞—诺书店，我见过一本中国小说的英文版。翻译后的书名是《红罂粟》，讲四川藏区一个土司的故事。这本书显然没能得到预期的成功。据说好莱坞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不知后来进展如何。当时的汉语媒体为这个译本的出版热烈欢呼，讲得挺神，但我不信。有人形容鲁迅一个人在铁屋里呐喊。如今我们有一群作家作铁屋之吼。屋内振聋发聩，屋外却应者寥寥。有人把这归咎于汉学家的翻译水平。对此我所知不多。不过我在图书馆里翻阅过两本中国小说的英译，起码是文从字顺，比我们那些诘屈聱牙的什么纯文学强多了。也有人抱怨西方人总是用乐府采风式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学。可谁让那么多的忙于虚构，而把纪实写作的职责推卸给小说家？（李大卫简介:1963年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1987年参加美国国际交流总署“世界青年作家计划”，现客居纽约，以翻译为生，阅读，漫游，写作。）